歷史車輪滾滾向前 美好未來屬于人民

社會發(fā)展進程絕非一帆風順，歷史前進中總會出現種種偶然性，總會有與歷史潮流不合拍的事物和現象出現。然而，無論是從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來看，還是從西藏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發(fā)展的特性而言，西藏社會發(fā)展的主流始終是以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內的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為基礎的，始終是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為基調的。

舊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這樣的封建農奴制是比歐洲中世紀更黑暗、更殘酷、更落后的社會制度，它是以三大領主為聯合主體的農奴主階級對農奴階級實行殘酷壓榨和野蠻剝削的制度。公元17世紀，五世達賴喇嘛進京覲見清朝順治皇帝，并被順治皇帝冊封，藏傳佛教格魯派為首的宗教政治勢力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從此，達賴以封建中央王朝在西藏地方代理人的身份登上西藏地方政教勢力的巔峰，其所屬的政治勢力成為西藏地方政治系統(tǒng)中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集團。

18世紀興起的工業(yè)革命，加速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科學知識和工程知識發(fā)生了驚人的擴張，這一擴張使得人類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控制和營造自身環(huán)境。現代化是一個生產生活方式的革命，在現代社會中，人的價值、知識和文化都大大地區(qū)別于傳統(tǒng)社會。而此時作為非西方世界的中國，依然處于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從實力上講，顯然無法與工業(yè)文明時代的西方世界相抗衡。在19世紀中期開始的100多年時間里，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西方逐漸把中國變?yōu)槠渑酆吐訆Z的半殖民地。在屈辱和苦難中，中國人民開始了救亡圖存的艱難跋涉，開啟了中華民族現代化發(fā)展道路的探索之旅。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帶來了希望和光明。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雪洗百年恥辱，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奴役和壓迫，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陣線，中國人民獲得了自由和解放。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帝國主義勢力加緊滲透西藏、侵略西藏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為捍衛(wèi)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為使西藏人民徹底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和控制，為維護西藏社會的穩(wěn)定，為開啟西藏現代化發(fā)展道路，果斷作出了進軍西藏的戰(zhàn)略決策。經過不懈努力，最終于1951年實現了西藏和平解放，帝國主義勢力被驅逐出雪域高原。和平解放以后，鑒于西藏地方民族、宗教等問題的復雜性，中央人民政府信守承諾，嚴格遵守《十七條協(xié)議》的規(guī)定，對在西藏地方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采取了極為慎重的態(tài)度。然而，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使西藏社會發(fā)展完全脫離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正常軌道，全世界范圍內生產力水平早已發(fā)生質的飛躍，而西藏卻依然固步自封，社會生產極度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面對這樣的情勢，以十四世達賴為首的封建農奴主階級依然無動于衷。隨著人民解放軍的進駐，隨著各種建設的開展，西藏地方統(tǒng)治集團中的進步勢力以及廣大西藏人民不僅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為維護西藏穩(wěn)定、推動西藏發(fā)展、改變西藏落后面貌所作出的種種努力，更讓他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致使西藏社會貧窮落后的癥結就在于腐朽、沒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不改革，西藏社會就沒有前途，西藏人民就沒有出路。然而，任何改革都必然會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西藏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廢除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必然會觸及封建農奴主階級的切身利益。選擇實行民主改革，為西藏現代化發(fā)展鋪平道路，使西藏獲得新生；還是選擇繼續(xù)維持落后的政治、經濟制度，使西藏仍然處于封閉和黑暗之中，直至崩潰——這樣的問題擺在了西藏各族群眾面前，也擺在了封建農奴主階級面前。然而，1959年，代表反動、沒落的封建農奴主階級的十四世達賴集團，為捍衛(wèi)自身利益，罔顧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悍然反動了圖謀“西藏獨立”、企圖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走上了背棄祖國、背棄民族、背棄人民的錯誤道路。

其實，所謂的“西藏獨立”，在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為什么十四世達賴集團會拋出這樣一個東西，并把它作為不遺余力追逐的目標呢？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建立在傳統(tǒng)落后的生產方式之上的，其產生之時，整個中國尚處于封建社會這一漫長歷史時期。達賴和中央最高統(tǒng)治者同屬于傳統(tǒng)社會的剝削階級，中央統(tǒng)治集團與西藏地方政治勢力在階級利益上是趨于一致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西藏地方的政治系統(tǒng)作為一個次級體系依附于中央政治體系，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是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和社會發(fā)展程度可以容納和接受的。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西藏地方政治體系，雖然在形式上依舊保持了相對的完整性，但終因當時整個中國的內憂外患而風雨飄搖。在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狂潮之時，西藏并非安然無事，而是成為帝國主義勢力競相染指的焦點。帝國主義國家通過武裝侵略和政治瓦解的方式，干預西藏的地方政治，嚴重破壞了西藏地方政治的穩(wěn)定，西藏傳統(tǒng)的政治體系遭受巨大挑戰(zhàn)。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藏獨立”被內外反動勢力炮制出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現代國家政治制度和政治體系在中國得以確立，這使得十四世達賴集團所固守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越來越喪失傳統(tǒng)的生存空間。在自身階級利益遭受巨大挑戰(zhàn)的時候，十四世達賴集團為維護已窮途末路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最終鋌而走險，自絕于國家和民族，走上了分裂祖國的罪惡道路。

十四世達賴集團發(fā)動的武裝叛亂，最終以失敗落幕。這是西藏人民為擺脫剝削和奴役所作出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所謂的“西藏獨立”甫一開始，就被歷史和人民予以了否定，注定了這樣一個歷史畸形兒是沒有生命力的，“西藏獨立”是沒有市場的。從此，十四世達賴作為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總代表被人民趕下政治舞臺，游走異國他鄉(xiāng)，流亡國外50多年。但是，這50多年，十四世達賴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重登西藏最高政教領袖寶座的幻想，十四世達賴集團也從未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他們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根在西藏，只有回到西藏復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才能夠擁有一切。流亡國外的50多年，十四世達賴沒有閑在棲息地，而是天天做夢都想著恢復其在西藏的統(tǒng)治，想著以集政教大權于一身的“榮耀”重新“君臨”西藏。而且，他不僅僅是在那里想，更是積極作為，做著妄圖復辟反動統(tǒng)治的荒唐事。他到底怎么做的呢？誠然，十四世達賴身處異國他鄉(xiāng)，遠離故土，他確實有些鞭長莫及。但是，十四世達賴從來沒有因為地理條件的限制，而放棄他的分裂活動。我們都知道，不僅十四世達賴一人逃亡國外，還有不少追隨者也隨他棲身異國他鄉(xiāng)，這些追隨者成為十四世達賴從事分裂破壞活動得以依賴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不少人，在十四世達賴的安排下，接受了國際反華勢力的特殊訓練，為潛返西藏、制造社會動亂、破壞西藏穩(wěn)定做著前期的準備。然而，十四世達賴全然忘記了，歷史的車輪早已碾碎了舊西藏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早已碾碎了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今非昔比，他想回到的西藏，已經不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舊西藏，而是一個由西藏各族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新西藏。時空的變化，使得十四世達賴集團所能做的，無疑是異想天開地切割歷史：既要切割西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企圖制造民族對立和國家分裂；又要切割這50多年的歷史，掩耳盜鈴式地回避西藏50多年來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真是荒謬至極！

十四世達賴集團之所以能夠四處興風作浪，并不是因為十四世達賴個人有多么巨大的魅力，也不是因為十四世達賴集團有著別人無可匹敵的政治實力，更不是因為他們掌握著正義的力量。事實是，十四世達賴集團身后有著國際反華勢力的慫恿和支持，國際反華勢力是十四世達賴集團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生命線。十四世達賴集團流亡國外以后，在國際反華勢力的庇護下，于1960年移居到印度西北部康拉縣一個名叫達蘭薩拉的小鎮(zhèn)。同年9月，十四世達賴集團以達賴的名義召集出逃的西藏反動勢力以及其他藏區(qū)的土司頭人、上層僧侶、叛亂頭目等，在達蘭薩拉召開了所謂的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宣布成立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近60年流亡國外、寄人籬下，自然仰人鼻息。沒有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十四世達賴集團一天也存活不下去，而交易是對等的。要想得到國際反華勢力源源不斷的支持，就得替人辦事，充當國際反華勢力的馬前卒和忠實工具。從上世紀50年代末起，國際反華勢力就開始武裝十四世達賴集團，幫助大規(guī)模訓練特工人員，建立相應的武裝力量，并提供大量武器裝備。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指使下，十四世達賴集團自上世紀60年代起，肆無忌憚地對我邊境地區(qū)進行長期武裝襲擾。20世紀80年代，十四世達賴集團秉承國際反華勢力的旨意，為配合西方世界欲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圖謀，竟然連續(xù)煽動策劃了拉薩騷亂暴力事件。當然，事件很快就被平息。但是，在主子授意之下，十四世達賴集團居然恬不知恥地信口雌黃，用歪曲事實的手段對中國政府進行造謠中傷，為國際反華勢力以所謂“人權”為借口，肆意污蔑中國政府，企圖制裁中國，而搖旗吶喊。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發(fā)展，中國迅速崛起，這對于國際反華勢力而言，更加坐臥不安。就在全中國人民喜迎奧運的時候，十四世達賴集團和國際反華勢力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十四世達賴大肆鼓吹“這是藏人最后的機會”。這所謂的“機會”，就是要在中國人民喜迎奧運之時，在中國內院放一把火，生生把西藏社會拉入動蕩混亂之境地，為他們的復辟大業(yè)造勢，為國際反華勢力的敵對破壞活動開路。于是，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授意之下，十四世達賴集團毫不遲疑地于2008年3月14日，在西藏自治區(qū)首府拉薩制造了震驚中外、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

5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從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大局出發(fā)，為十四世達賴集團指出了光明道路，可謂用心良苦、仁至義盡。然而，他們卻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一會兒鼓吹“中間道路”，一會兒叫囂“高度自治”，一會兒與中央接觸商談，一會兒擅自終止接觸，反復無常，出爾反爾，卻是始終圍繞“西藏獨立”兜圈子，須臾不停地從事著分裂祖國的活動。誠然，和平解放前后，親政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其所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也曾有過較好的合作，在反對帝國主義和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斗爭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在國際冷戰(zhàn)格局背景下，十四世達賴集團與國際反華勢力相勾結，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從事了大量分裂祖國的活動。無論從藏傳佛教的發(fā)展歷史來看，還是從藏傳佛教之于西藏社會生活的關系而言，十四世達賴集團對抗中央、背叛祖國、流亡國外，這些行徑本身就是嚴重違背藏傳佛教基本秩序的，是為歷史所不齒的。十四世達賴集團流亡國外的50多年，在宗教界，頻頻制造事端，嚴重破壞藏傳佛教界內部的和諧和睦；在社會上，教唆、蠱惑、煽動僧俗群眾，擾亂社會秩序、制造社會騷亂。事實證明，十四世達賴不是一個潛心修學的佛家弟子，而是一個打著宗教幌子、謀取私利的政治騙子，是影響西藏經濟社會正常發(fā)展的罪魁禍首。

50多年的流亡生涯，50多年的復辟之路，50多年的反復無常，十四世達賴集團為西藏做過什么？為生養(yǎng)過他們的西藏人民做過什么？這一點，大家有目共睹。為了復辟那個黑暗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他們不惜出賣國家，出賣民族，離經叛道，罪行累累。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親切關懷以及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從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區(qū)成立、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一路走來，西藏實現了社會制度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偉大歷史性跨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fā)展道路上闊步前進，西藏各族人民正和全國人民一道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斗。西藏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充分證明了西藏選擇和堅持的發(fā)展道路，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和西藏實際的，是完全符合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是完全符合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十四世達賴集團頑固堅持“西藏獨立”所鼓吹的“中間道路”，只是封建農奴主階級殘余勢力一廂情愿的迷夢，是逆歷史潮流的蚍蜉撼樹和螳臂當車，只會被歷史和人民所唾棄。時代潮流浩浩蕩蕩、滾滾向前，西藏各族人民將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奮力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西藏篇章，讓一個團結美麗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新西藏昂然屹立在世界屋脊。光榮和勝利屬于西藏各族人民，屬于偉大的中華民族！

（作者單位：自治區(qū)黨委黨校）